刘香成，首位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华人摄影师壹配资网门户，
也被评为“摄影术诞生180年180人”。
1976年开始，
他先后成为《时代》周刊、美联社
第一个派驻中国的摄影记者，
那个年代西方关于中国的照片，
65%出自刘香成之手。
从事摄影记者50年间，
他几乎见证了新中国每一次重要的历史变革。
前些年，他开始把目光看向“一带一路”，
“‘一带一路’是中国的3.0，
这会是影响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大事情。”
对大多数人来说，
“一带一路”是一个庞大的概念；
对他来说，
它是用3年时间、26万公里的脚步，
丈量出的现实。
2023年，72岁的刘香成再次出发，
走访“一带一路”上20多个国家、50多个地区，
他想记录一个不断变化的中国，
如何与世界修筑新的连接。
从俄罗斯骑马送阿里巴巴快递的姑娘，
到在巴黎卖钻戒的温州女孩，
再到秘鲁四世同堂的华裔家庭.......
刘香成的镜头里，
时代变化在具体的人身上显影。
3年的行走与记录，
最终集结成新书《古道新章》。
七月，一条创始人徐沪生
到香港拜访了刘香成。
这一趟走来下，他发现：
中国做得很好，但故事讲得还不够好。
“中国经济不断增强，
西方对你已经没有办法完全
打开耳朵、打开眼睛，
去听你在说什么。
今天中国故事真的不太好讲。”
但也因此，
我们更应该学会讲好自己的故事。
以下是刘香成的自述：
90年代，有人跟我说：“你的照片，中国人看得懂，西方人也看得懂。”
我后来想，可能是因为我的画面里，始终突出的是人——人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，又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。
1951年，我出生在香港。我父亲是湖南人，母亲是福州一个大家庭的女孩子。1953年到福州，在那里上幼儿园、小学；后来回到香港，接受的是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教育；1969年，又去美国上大学。这三种教育都区别挺大。
西方的教育，让我知道应该去关注人本身；而中国文化的影响，则帮助我读懂中国人的脸孔和肢体。比如我拍中国人谈恋爱，可能只是腿勾着腿，不像西方人表达感情比较直接，一见面就大抱。
我从事了50年新闻报道工作。拍摄改革开放的中国，我做了一本书。画面一张叠一张，你会看到，一个社会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，而世界又是怎么变化的。
大概五六年前，我就开始想这件事：现在的中国，与世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
2013年，中国领导人提出来，要建造“一带一路”。我心里面就想，二战结束的时候，美国有马歇尔计划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，进行经济援助、协助重建的计划，称为“马歇尔计划”），中国已经有这么大的生产国的地位，又有不同的处事哲学。中国2.0搭建的格局又这么大，现在又要出去打造这个“一带一路”，我说这个东西，是会影响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大事情。
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大事情，你就知道大的事情是会发生的。对我来说，它不抽象。
今天我们去看，“一带一路”的规模已经比马歇尔计划大10到12倍，今后再发展就更不得了。
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国2.0的发展速度已经震撼了全世界。我认为，“一带一路”就是中国的3.0。它一定会在世界上形成一个新的格局，等于出现了一张新的画面。最后会变成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想去看一看。
我这个年龄，还有这个兴趣，也走得动，为什么不去试试看？这可能是我最后一个长行的纪实报道。
有150多个国家参与“一带一路”，每一个地方都在跟中国互动。这个项目持续了三年，我大概有一半的时间，都在从事幕后的调研。
有些地方即使想去，也未必去得了。譬如说，巴基斯坦瓜达尔港，很多中国工程师都一去不回。有人告诉我，从机场出来就要坐防弹车，连这样都太危险。
即便做了计划，事情的变化也很难被预料。我到伊朗德黑兰的时候，到处都是特别警察。离开没多久，当地就发生了轰炸核设施事件。去民主刚果（金）拍摄也是一样，我刚离开，卢旺达又开始攻打他们。
【笑】好像新闻一直在跟着我。
无论国内还是国外，可能很多人都对“一带一路”都充满了问号。
西方搞过殖民主义，他们会觉得，中国是不是在搞新的殖民主义？是不是所谓的“债务陷阱”？尤其这些年，欧洲自己的经济增长放缓，对中国的发展会有更多怀疑。
但是我走完这一趟，觉得已经是“done deal”（既成事实）。中国人根本不想搞那一套。郑和下西洋他也就回来了，也不去占领这里，占领那个地方。
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，有很大的中欧班列的枢纽，列车一进来，把货就换装，装到俄罗斯这个轨道上的列车，再到白俄罗斯，进波兰，进欧洲。现在还有一条新道，从几个中亚的国家走，通过伊朗，进伊斯坦布尔，又进欧洲。这么大的规模下，很难想到中国策划有这么周全。
又比如，中国和秘鲁合作的钱凯港，货运从钱凯港到上海，比之前的路线省13天的时间。13天是什么意义？如果一艘船，里面的货值一个亿，一天的保险就是几百万，几百万乘13天，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阿尔及利亚西部，沙漠里平均气温接近50度，中国工程师带着2888台大型设备，在那里修一条575公里长的铁路。这个东西谁能够做的出来？你看现在法国44度，法国人都已经受不了。
盖一条新的货运铁路，通讯也要跟上来，搞通讯的人就会协同。私人的企业跟官方的国企，自然会产生一种互补的供应链。在中国说起来很自然，但是在西方一点都不自然。你是上市的公司，我也是上市的公司，我凭什么要去协助你？
所以，中国的项目都是按时交，不会掉链子的。出去竞标，成本总是人家的一半，利息也更优惠。这些因素放在一起，这是绝对的优势。难怪西方这么酸，很酸很酸。
今天，西方还是掌握着最大的发言权。他说你是黑的，你觉得很冤枉，说这个明明是白的；白的也好，黑的也好，也可能它是灰色的。我相信，只有看到的才是真话，那我必须到现场去。
我知道我自己能做的，只是一张一张地摄影。但摄影本身就是一种语言。
一张图片，除了描述一件事情以外，它还能传达一种情感。人与人之间那些很细微的情感，相机是能够捕捉到的，而且能够捕捉得很深刻。
以下为徐沪生与刘香成的对谈节选：
徐：您觉得今天，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误解，比过去更多了，还是更少了？
刘：我猜可能是更多。
中国经济不断增强，人家对你的关注越来越多，忧虑也越来越多。很多时候，对方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打开耳朵、打开眼睛，去听你在说什么。
所以今天，中国故事真的不太好讲。
徐：您这一代国际记者，对当地文化是真正有兴趣、有尊重的。您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西方媒体看待中国，变得越来越“观念先行”了？
刘：70年代末，我们第一波美国新闻机构派出来报道中国的记者，8个人里面就有3个是费正清的子弟，老爷子研究汉学的三个学生。
那个时候，美国知识分子的头脑对中国是开放的。我的同行里有很多优秀的记者，我们都是朋友，大家可以开玩笑地讨论中国的问题。
但后来中国崛起了，他们突然间就警惕了——跟我们同等竞争的人，是不同的肤色的人，是另外一种人。他们思想的这扇门就关起来。
从90年代开始就是一个转折。
中国发展越来越好，西方人会觉得，现在去报道中国，是一个经济的故事、一个商业的故事。他们不想再特别找一批懂语言、有思想、在研究中国的专家去常驻北京、上海。于是现在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。
如果一篇文章，一个人的话都没有引，你凭什么去写一个报道？你是写评论，而不是写报道。
西方在中国问题上变得很抱团，去批评是比较时髦的，而且是政治正确的。
有时候，我会跟外国记者说：“中国其实不是这样子。”我也对中国记者说：“美国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。”有时候是挺吃力的。
徐：我们做得很好，但是故事讲得还不够好，可以这么理解吗？
刘：我去到现场，也接触过一些官方媒体的记者。他们不是不优秀，但是从聊天当中，我感觉不到他们对驻地的热情在哪里。
我觉得，一个记者最重要的是好奇心和原创力。你叫我去做，我才去做；你不叫我去做，可能连发稿都会有困难，我就不做了。中国人太务实了，有时候反而害了自己。
讲“一带一路”这样严肃的事情，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八股文的逻辑，一环扣一环扣一环，是非常严谨的，但这篇文章就看不下去了。
比如，拍中欧班列，就是在这个火车头上挂一个牌，“这个是去英国”；过一段时间，又挂一个牌，“这个是去德国”。你写的这个字，人家又看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
这是很典型的“一带一路”出现的画面——就是挂一个牌，或者剪一个彩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列火车开到了德国，至少应该让我看到一个德国人、一个中国人。车来了，他没有拍到那种鲜活的故事、鲜活的画面。
徐：西方讲故事的视角和我们有什么不同？
刘：在西方，尤其是布列松那个时代，拍新闻从来不是正着拍的。
对他们来说，更重要的是人。这张照片能不能抓住人与人之间的温度？一个人的喜怒哀乐、他的痛苦、他的快乐，都写在脸上，写在他的肢体语言里。
他们认为，纪实摄影真正要抓住的，是一个时代的运脉，而不是一个所谓的“news maker”（新闻人物）。
中国有很深的水墨传统，所以更习惯拍大自然，用广角镜特别多。画面总是把你带到遥远的地方，很有意境，但人在里面，是很小很小的。
文化的区别，使人观察的重点有差异。
所以我们常说，中国了解美国，多过美国了解中国，这是客观的。但如果对方不了解你，最后还是要回到，我们怎么去讲一个能让人看懂的故事？
徐：您总能拍到那些后来成为经典的瞬间，如何讲好故事，您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样的？
刘：摄影记者最大的工作，不只是看见，而是解读。
这是我年轻时的摄影老师琼恩·米利教给我的。他就会告诉我，怎么去阅读一张图片：一张好的摄影是可以阅读的，它有一种信息的持久性。
琼恩·米利跟布列松先生是挺好的朋友，多年之后，我明白了几样事情，有一样就来自布列松1971年的一篇采访，那时他已经从事了50年摄影，他说：“我的作品里面值得你们看了又看的图片，也就是40、50张。”
我就思考，这么著名的摄影师，他如果从事摄影50年，他觉得耐看的图片，也就是40、50张的话，我就知道这门艺术的高度在哪里，难度在哪里。
我把两者的思想，摆在同一个框架里面去思考。我觉得琼恩·米利告诉我，怎样从生活细节里去找到乐趣，要细腻地观察生活。而布列松先生告诉我，一张图片如果你可以看了又看，它肯定是在情感上能打动你，它是反映了一个更大的历史、生活的价值。
1976年秋天，我待在广州。珠江的边上，很多人打太极。我发现，这些老百姓肩膀没有顶拱起来，脸上的表情也放松，没有那么紧张。我隐隐觉得，改革可能要来了。
出现在你面前的人，可以观察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。那个瞬间的解读，得看你对这件事消化到什么程度。
有时候不按快门，比按快门还要重要。你在这一秒按下快门，如果下一秒出现真正有意思的画面，你就错过了。所以往往是要预判，这张画面什么时候才会有意思。
戈尔巴乔夫那张，他的演讲稿还在动，那个瞬间能帮助读者理解一个时代的结束。但如果1/30秒里他也动了，我就成了一个历史的罪人，因为整个画面都会虚掉。
摄影跟很多事情一样，机会永远留给最有准备的人。这个准备更是一个人长期积累的知识、经验，以及对人和事的理解。
徐：当下环境手机拍照、甚至AI作图，您为什么还愿意继续做这个耗时耗力的摄影报道？
刘：做这本书，我还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做一本“long-form photo journalism”（长篇摄影报道）。这本书有300多张照片，跨越这么多的地区，讲述不同的文化思想。它能够耐看，几十年后，它仍然能有放在书架上的理由。
人类讲故事的历史很长，不会说今天有AI，人就不讲故事了。
我还是相信故事的价值。再过50年、100年，历史的轮子向前转，如果人与人之间不再讲故事了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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